桦南县:栉风沐雨七十年 新旧农民两重天

来源:佳木斯市统计局 发布时间:2019-12-30 关闭窗口 打印本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桦南县发展成就报告农调篇

   1949年至2019年,伟大的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十年光辉历程。七十年来,勤劳、勇敢、智慧、奋进的桦南农民凝结力量,用汗水浇灌黑土地,养育着全县人民度过艰苦的岁月,从贫穷走向富裕。纵观桦南县农村70年沧桑历史,可谓山乡巨变。从70年前费尽心思填饱肚子到改革开放后的丰衣足食,再到如今科学定量减肥食品;从70年前口攒肚挪还饥荒到40年前节衣缩食攒存款,再到如今毫不犹豫超前消费,全县农村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8年的桦南农民与2018年的桦南农民相比,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时代特征明显,收入水平蒸蒸日上

  建国初期,全县农村居民生活徘徊在低收入水平。人民公社开始计工分,农村居民收入逐年徘徊小幅上升。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保持在90-60阶段,到1978年全县仍有三分之一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整体上农村居民还未跨入温饱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的推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83元增加到1989年的457元,2000年达到2190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5元增加到1989年的292元;2000年达到1915元。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丽乡村建设的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也为农民增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到2018年年均增长11.5%。

  (一)经营性收入连年增长。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农村居民从集体所得的工分收入占70%以上。改革开放后40年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逐步多元化,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中,88.5%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11.5%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收入来源由集体统一经营转向家庭经营为主。到2018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高达84.9%,比1978年的11.5%上升73.4个百分点。

  (二)工资性收入助农转工。1949年到1978年间全县农村人口流动性较差,外出务工收入较少,一年一发的工分中实物部分占比很大。以当时比较富裕的桦南镇园艺村为例,1965年、1975年、1985年劳动力年收入分别达到70元、108元、1012元。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进城趋势逐年增强,农业生产需要的人力也由原来的帮工人情转变为雇工工资。上世纪末全县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唱响了桦南品牌,促进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2018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186元,相比1978年的情况,可以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拓宽了收入渠道。工资性收入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外打工人数连年增多,促使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远离农村,成为新时代新工人,直接改变了“三农”结构,减少了农村常住人口,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转移性收入增收减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每年计算一次工分,现金收入为一次性支取,部分生活用品在日常经常性以物易物。当时转移性收入极少。改革开放后农民富裕起来,亲朋走动多了起来,各种礼金逐年上涨,转移性收入增长幅度加快。2014年全国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县委县政府将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策推进产业扶贫措施, 2018年末全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1.08%。2017年开展精准帮扶后,来自各方面的转移性收入大幅增加,包括帮扶干部年节慰问、发红包等,社会爱心团队的现金、实物等,民政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这些转移性收入和隐性收入对低收入人群起到了增收减支的生活质量提升的作用。

  (四)财产性收入十五连增。1985年前,全县农民收入构成中没有财产性收入。1985年后,责任田外包成为第一种财产性收入。精准扶贫以来,贫困户产业分红稳定增加,成为又一收入来源。2014年至2018年,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82.7%,达到十五连增,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构成中占比仍然较小,但增长趋势显示潜力很大。

  二、消费理念变革,结构模式城乡趋同

  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省吃俭用,家庭财物拥有量也屈指可数,多数农户以煤油灯照明尚需常剪油捻,买蜡烛也得思量再三,拥有一盏“嘎斯灯”实属珍贵。1958年9月,为解决城镇职工能及时吃上蔬菜专门成立的“园艺试繁场”有59户236人,1960年全村拥有自行车1台、挂钟5台、皮鞋7双、缝纫机3台,全村没有炕柜和电风车;到1985年,全村拥有电风车30个、自行车10辆、电视机15台、挂钟10台、洗衣机10台、缝纫机20台、立柜10个,改革开放后短时间内农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1978年-2018年,全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长325倍,年均增长幅度达到15.6%。2018年,全县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10000元以上的农户达到25%。消费观念接轨城市,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敢花、会花成为新一代农民的主流消费观念。

  (一)系数见证丰衣足食。1949年,全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90%以上,到1978年下降到48.6%,仍处于贫穷级别。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居民整体进入温饱生活阶段,农村居民整体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逐步向小康生活迈进。2018年恩格尔系数为41.2%,消费结构出现了质的变化,食品类支出已经不再是农民支出主要成份。

  (二)模式紧跟时代潮流。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温饱尚未完全解决,更谈不上发展和享受。改革开放后,生活消费支出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农村居民也意识到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对文化教育等发展性投入不断增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支出2018年比1980年增长135倍,年均增长13.8%。

  (三)服务需求尽显潜力。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自给性比重较大,以商品性消费为主。改革开放后,全县第三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家庭服务社会化的趋势带动了社会性服务需求的增长,服务性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地位迅速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为853.71元,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22.0%,比1978年的10.2%上升11.8个百分点。

  三、收入刺激消费,八大类消费全面提升

  在农村住户调查统计体系中,八大类消费一直是主要统计指标,能够直接监测到农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刺激购买力迅速增强,成为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主力军,农民的购买热情直接影响全县城镇批零贸易餐饮业的周期性淡旺季。

  (一)衣着从缝补到品牌。1949年全县农村居民在服装消费方面强调结实耐用。许多人没穿过新衣服,甚至结婚都需要借衣服。改革开放前,多数人多少年穿不起新衣服,衣着消费以购买衣料制作服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款式、名牌化和个性化,成衣化倾向也成为衣着消费的主流。农村居民人均购买各种服装支出由2000年83.26元增加到2018年的350元,增长3.2倍。

  (二)食品从短缺到富足。建国初,农村居民生活还较贫困,食品类短缺现象比较严重。小孩盼过年可以看出生活窘迫程度。到改革开放前,虽有很大改善,但食物仍然匮乏,人们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人均仅为17元,主要消费品为自产粮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村的物质生活更是得到极大丰富,菜场、超市,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食品消费开始多样化,食物结构逐步优化,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方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肉、禽、蛋、海鲜等副食品消费量逐年增加。人均粮食消费2018年比2000年增长2倍;人均蔬菜蔬菜消费增长6.5倍;肉、禽类增长6.8倍。

  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是以粮食为主的“主食型”,品种相对单调。改革开放后,食品消费逐渐向营养较为齐全的“副食型”转变,过去市场供应紧缺的肉禽蛋、水产、瓜果、蔬菜、奶及奶制品等副食品大幅度增加。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居民在外用餐次数明显增多,消费额迅速增加,占食品支出的比重也越来越大。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在外饮食支出为21.48元,2018年增加到537.03元,增长24倍。

  (三)住房从草房到楼房。建国初,全县农村居住条件极差,多为泥草房,许多农户没有自己的房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居住状况变化极大,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从1985年逐户自建砖房到2000年后到县城购买楼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1234.25元,比1978年的112.04元增加1122.21元,增长10倍,年均增长6.2%。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78年的9.7平方米增加到2018年的25.14平方米,增长1.6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90%以上的农民住的是土坯房。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逐步换成了砖瓦房。近几年,已经很少有农户在农村建新居,生活趋势逐步向小城镇集中,一些通过种地、经商、办企业富裕起来的农民陆续搬迁。最近十年,离土不离乡,到县城居住、做生意的农村人口增加了近10万人。精准扶贫以来,农村泥草房改造步伐加快,仅2018年就新维修742户、扶修4490户、新建房屋2371户,极大的改善了贫困人口居住条件。

  (四)交通快捷招手进城。建国初期,全县农村居民交通工具只有少量马车、牛车,小学生每天上学需步行几公里,从农村走路到县城办事的农民当天赶不回家;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人力板车,乡间基本都是土路,冬季经常有多个路段雪阻停运。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发展建设,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2018年全县客运周转量达12194万人公里,比1978年增长2.6倍。实现村村通,全县乡镇硬化路达100%。随着农村居民与外界的交流日益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迅速进入农村居民家庭,交通支出快速增长。2018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摩托车42辆,比2000年增长4.8倍;至2018年,全县每个行政村都有多辆家用轿车,农民进城方便快捷。每小时一班次的乡村客车招手就停,方便了农民进城购物、办事。

  (五)医疗分享政策红利。农民休闲时间增多,新农合政策全面推行后,城乡居民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201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为1028.55元,比1978年增长47.1倍。随着精准扶贫过程中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健康扶贫政策人数大幅上升,过去小病拖、大病靠的情况已经不存在,农户诊疗意愿加强,就医不再斟酌不定。

  (六)设备用品快速更新。1991年全县农村居民家庭用品人均支出为59元,2018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支出185元。农村居民生活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建国初期许多农户只有少量餐具,个别家庭结婚第二天就必须把家具还给邻居,新房立即变成空房。改革前农村结婚所追求的炕柜等已经成为过去时,逐渐淡出居民消费的历史舞台;改革初期以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四件”成为居民家庭普遍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后,新世纪以来手机已经淘汰了录音机,替代更新了大部分电视功能。2018年,农村居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拥有量达到普及程度。近几年,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的更新和升级更加迅速,空调、家用电脑、家用汽车、移动电话等现代化的新型消费品迅速普及千家万户。

  (七)文教娱乐消费主流。以改革开放为节点,之前农民没有时间、精力、余钱在文化娱乐方面支出,一些教育支出能减则减,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居民文化精神生活日益充实,文化设施不断增加,娱乐方式趋于多样化。县乡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实现了村村有图书室,村村有文化广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2000年增长5倍。

  (八)其他服务增长迅速。建国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全县农村居民生活重心以生产为主,卫生、仪表方面注重性较差。1978年至今,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在其化用品和服务方面,日杂用品更新周期缩短,服务性支出增加,农村居民在购买服务方面的观念更新较快,不再拘泥于自己动手。农村居民生活全方位与城镇拉近,农村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生活细节要求甚至超过了普通城镇居民。

  四、历史成就丰碑,奠定未来乡村振兴

  曾经全们的农村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曾经全们的农村医疗简陋,盲目生育;曾经全们的农民生活环境“脏、乱、差”。美丽乡村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和局限,但全们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从农村实际出发,深刻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力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从基础建设到乡村治理,全面提升农民人居环境。

  (一)道路、交通建设卓有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全部通水泥路,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车率达到100%。

  (二)电力、水利设施大有改善。乡镇已经完成农村电网改造100%,通电村100%,农民用电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行动,自来水受益村通达率达到100%。

  (三)信息服务逐步完善。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让城乡距离不再遥远。全县有线电视村通达率达到100%。所有行政村实现宽带互联网和移动信息网全覆盖。

  (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达到100%,女童入学率达到100%,初中升学率达到100%;医疗事业迅速发展,实施医疗保障工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全面普及,全县农民参合率达到95%,至2018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惠及28.7 万人的农业人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3870元,农村居民有28142人纳入保障范围;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到85%以上。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政通人和,民风淳朴,小城镇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处处洋溢着和谐景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七十年的成就已成历史,展望未来,乡村振兴政策带来新希望,全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涌入新农村,加速发展的新农村、新桦南一定会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