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发展若干问题评估
——以中国实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为例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给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很大程度上讲,我国目前已经越过了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由于体制、结构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为城乡间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等,阻碍了我国经济更加健康、稳定快速地发展。多种挑战,包括贫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仍为人们所忽视。消灭贫困, 更合理地分配财富,推动社会一体化并且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包括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环境,实现社会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些结果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破坏了经济建设和居民生存与发展质量。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利用好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因此,正确对待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与环境,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失衡,同样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一、中国实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关指标描述
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来自189个成员国中的14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千年宣言》,提出了一套全球发展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通过联合国驻各国的常驻代表(联合国系统协调员)来监测各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截止2002年12月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见附表)。
附表 截止2002年中国相关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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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
年份 |
数值 |
高省/区 |
低省/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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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100万) |
2001 |
1,27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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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率(%0) |
2001 |
6.95 |
-0.95 |
1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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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 |
2000 |
71.4 |
78.9 |
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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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实际GDP(美元) |
2001 |
912.5 |
3,726 |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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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发生率(%) |
2000 |
11.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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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国际贫困线人口(%) |
2000 |
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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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发病病例80-150万 |
2002 |
0.06-0.1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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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安全水源人口(%) |
1999 |
75 |
—— |
—— |
|
五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 |
2000 |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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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净入学率(%) |
2001 |
99 |
99.9 |
78.2 |
|
小学生性别比(男=100) |
1998 |
8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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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千名活产婴儿) |
2000 |
3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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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死亡率
(每10万名活产婴儿) |
1998 |
56 |
466 |
10 |
数据来源:联合国驻华机构评估报告(2003年2月10日)
总的来说,中国在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一些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有很大改善,例如人口预期寿命增加、儿童死亡率下降、文盲率下降等。事实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些内容,例如小学教育的普及我国已提前13年达到目标。与此同时,统计信息也显示中国在遏制并扭转艾滋病蔓延,向农村人口供应安全饮用水等方面的工作尚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领域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文发展指数亦稳步提高。人文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尺度,它以人均平价购买力PPP作为衡量富裕程度的指标,以平均寿命作为衡量健康长寿的指标,以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发挥人的潜能的指标。将这三者加权平均可以得到每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由1975年的0.522上升到2000 年的0.726。在2002年人文发展报告中,中国在173个国家中列96位。在世界排名中,加拿大的人文发展指数最高,并不是它的人均购买力最高,而主要因为加拿大自然环境最好,污染小,人们的寿命长,同时加拿大也是世界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7.5%,而用于教育、卫生的预算年均增长14.2%。这表明,用于社会事业的投资并没有与政府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在人文发展总体状况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基尼系数上升所反映出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图显示,中国的城市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攀升到2000年的0.32,而农村基尼系数则由0.212上升到0.33。国际经验表明,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00,往往出现社会不安定。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二、消除贫困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若干重要指标变动分析
(一)关于消除贫困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平均速度超过9%的高速增长。至2001年底,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99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低收入国家755美元的上限标准,世界银行将中国的等级提升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自1990年以来,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特别是绝对贫困大大减少。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而导致的贫困,是许多落后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下,这种贫困的典型特征是区域性的人均收入少, 经济生产活动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 社会能提供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水平低下等。在我国,贫困农村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生产和生活条件差、教科文卫落后的内陆边远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山区。若以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为参照系,我国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西部、部分分布在中部,只有极少数分布在东部,从目前来看,中西部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区。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则主要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转型因素所导致,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化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转型,我国传统的城市经济遭遇到来自国际竞争和国内乡镇企业的双重竞争压力。
毫无疑问,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农村贫困的减缓,有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对贫困户的脱贫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地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脱贫的唯一决定因素,脱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劳动力是农村贫困人口拥有的最为重要的资产。第二、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时刻受到自然灾害、疾病、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第三、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
根据2002年对全国45317户城市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占总体5%的贫困户(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划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957.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倍,比最高收入户低8.7倍。2002年,贫困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47.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高16.1个百分点。贫困户饮食量少质低,营养不足。贫困户的主要食品消费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肉类、家禽、蛋类及鲜乳品等高蛋白质食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以上。贫困户人均服装支出仅123.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倍,比最高收入户低7.5倍。总之,贫困居民的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和住房水平均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总体平均水平。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脱贫目标是,到2015年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尚未达到食品热量消费最低水平的人口比例减半;到2015年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人口比例减半。
中国已经实现了其千年发展目标中减少贫困人口的目标,同1990年8500万贫困人口相比,贫困人口减半。虽然有关贫困人口的数据存在一定争议,然而根据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由1978年的两亿五千万(占农村人口的30.7%)下降到1990年的8500万(占农村人口的9.4%),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3000万。中国也提前实现了减少尚未达到食品热量消费最低水平的人口比重的任务,由1990年的17%下降到2000年的11%。亦提前实现了将标准体重以下儿童由1990年的17%降为2000年的13%的目标。
联合国提出,中国脱贫面临的新挑战包括以下几方面:1、减少生活在恶劣自然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使更多人享有卫生、教育和健康环境;2、最大程度地减少由国企改革减员造成的城市贫困人口;3、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和实施,保护老年人口;4、管理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移;5、降低在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妇女中过高的贫困人口比例。6、更加有力地支持和开发非政府组织及非国有部门在脱贫和其他目标方面的独特能力。
配合联合国的脱贫目标要求,我国在新世纪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措施应主要包括:第一,各级政府要将脱贫作为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目标。针对中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第二,强化收入分配领域相关政策的落实,尽快完善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税收制度,改变收入分配混乱与不公平现象。第三,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持续扩大,要积极扩大农业投入,同时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通过经济、科技等手段引导高效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缓解因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社会矛盾。
(二)关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确保环境资源可持续性目标是,2005年以前开始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到2015年遏止环境资源流失;到2015年将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提高享有改进后卫生设施的农村人口比例。
联合国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已做出强有力地承诺,但是,环境资源流失的状况尚未改变。中国庞大和仍然在增长的人口,对各种产品的持续增长的需求和对土地的大范围的不恰当的使用,都对珍贵的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因素已经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土壤退化,包括草场破坏、土壤流失、土壤和水的污染。而这一切都威胁着中国丰富的和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尽管在部分地区由于政策的干预而呈现积极趋势,尽管颁布了保护环境的政策和目标,环境形势仍然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空气、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污染与破坏。在中国,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讲,目前水质干净的河流湖泊已经寥寥无几。历经多年的植被破坏和森林砍伐,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多年的洪水泛滥和干旱形成恶性循环,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危害生物资源并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 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70%左右的河流湖泊受到污染和破坏。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毫无疑问,良好的生态循环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很难想象,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取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将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也才能从生态角度被承载。事实上,建国以来不顾自然规律而对自然资源的低效开发,已经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承担了很高的生态机会成本。由于环境恶化,大自然惩罚我们的频率在加快,力度亦愈来愈强。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超过国土总面积的1/3,沙化土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6。
自然与环境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是一个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第一,必须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实施资源节约型与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各级政府必须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以及技术的手段保护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积极推动体制创新和技术革新,从根本上整治环境污染。第三,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要调整与完善现有的以GDP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GDP核算方式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以求实现更多的“绿色GDP”增长。第四,要积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与环境体系。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千年目标实施情况报告》。
2、王萍《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国民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
本文作者:肖丽